一代大儒朱熹毫无疑问是中国的名人，世界的名人，是孔子、孟子以来最杰出的弘扬儒学的大师。人们用这样的话来赞美他：“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确实是当之无愧的。20世纪70年代初，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来华访问时，毛泽东主席把朱熹的《四书集注》作为国礼赠送给田中首相，反映了中日双方对于朱熹这位古人推崇备至的心态。“朱子学”在日本有着深远的影响，至今仍有不少学者在精心研读《朱子语类》，完全采用汉代“章句之学”的方法，从文字训诂入手，句读、注释、翻译，NBA直播再诠释它的精义。那种崇拜和严谨的态度，决不逊色于任何一位中国学者。

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国际学术界认为，朱熹是把孔孟儒学在新基础上建立哲学体系的最重要的人物，他的思想在15世纪影响朝鲜，16世纪影响日本，17世纪引起欧洲的注意，1714年在欧洲翻译出版了《朱子全书》。在西方汉学家看来，他的方法论基本上是经验主义的唯理论，他对儒教世界的影响，可与托马斯·阿奎那对基督教世界的影响相比。

然而，这样一位大师，在生前却遭到了不公正的待遇，被当朝用莫须有的罪名——“伪学逆党”，打倒在地，弄得狼狈不堪，斯文扫地，含恨去世。这是善良的人们难以想象的。

何故？一言以蔽之，两个字：政治！

不妨从头说起。绍兴十八年(1148年)朱熹考取进士，此后担任过一些地方官，但是主要精力用于研究儒学。他向程颢的再传弟子李侗学习程学，形成了与汉唐经学不同的儒学体系，后人称为理学、道学或新儒学，完成了儒学的复兴。他创办了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培养学生，普及儒学。他的道德学问受到人们敬仰，流传、渗透于社会每一个角落。

他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并非关于“理”与“气”的深奥哲理，而是通俗的儒学教化。他把《大学》中的“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加以具体化、通俗化，构建了一套周密的社会秩序。他编著《四书集注》，重新诠释《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使得理学透过“四书”而深入人心。为此，他特别致力于编写童蒙读本，例如《小学集注》、《论语训蒙口义》、《童蒙须知》，对儿童的日常言行、生活习惯，提出道德规范。比如说：

——穿衣：要颈紧，腰紧，脚紧；

——说话：凡为人子弟，必须低声下气，语言详缓；

——读书：要端正身体，面对书册，详缓看字；

——饮食：在长辈面前，必须轻嚼缓咽，不可闻饮食之声。

这些规矩在今天的“新新人类”看来，似乎过于迂腐、苛刻，其实不然。如果连日常生活细节的良好习惯都难以养成，那还谈什么“修身齐家”，更遑论“治国平天下”了。这样一位令人敬仰的大师，朝廷出于政治考虑，对他进行严厉的打压、禁锢，成为南宋文化思想界引人注目的咄咄怪事。在中国历史上，用行政命令手段禁锢一个学派、一种学说，屡见不鲜，它并非学术之争，而是排斥异己。

对朱熹的禁锢也是如此。因为他主张，南宋王朝以临安(杭州)为首都是不利于发展的，应该迁都到长江边上的南京，与上游的武昌遥相呼应，以便伺机光复中原。这就是他时常讲的“修政事，攘夷狄”、“复中原，新浪NBA直播灭仇虏”，这种激进主张得罪了那些习惯于偏安、妥协的当权派。朱熹嫉恶如仇，看不惯当时的官场，曾经连上6本奏疏，弹劾贪赃枉法的台州知府唐仲友。唐仲友的姻亲、宰相王淮授意吏部尚书郑丙攻击朱熹，说什么“近世士大夫所谓道学者，欺世盗名，不宜信用”。宋孝宗轻信此言，“道学”从此成为一个政治罪状，贻祸后世。宋宁宗即位后，朱熹提醒皇帝防止左右大臣窃权，引起专擅朝政的韩胄嫉恨，把朱熹的道学诬蔑为“伪学”。朝廷大臣忌惮社会舆论，不敢过分谴责朱熹。韩胄指使亲信、监察御史沈继祖捏造朱熹的罪状——霸占友人的家财、引诱两个尼姑做自己的小妾，诋毁朱熹的名誉，把一贯清正廉洁的朱熹搞得声名狼藉。从此以后，政坛上对朱熹的攻击一天比一天厉害，甚至有人公然叫嚣要处死朱熹。

如此沉重的政治高压之下，心力交瘁的朱老夫子不得不违心地向皇帝检讨，无可奈何地承认强加于他的罪状：“私故人之财”、“纳其尼女”。为了显示认罪态度的诚恳，他被迫说了一句最不该说的话：“深省昨非，细寻今是。”彻底否定自己的过去。

在政治风潮的席卷之下，他的门生朋友惶惶不可终日，特立独行者隐居于山间林下；见风使舵者改换门庭，不再踏进朱熹家门；更有甚者，变易衣冠，狎游市肆，标榜自己并非朱熹一党。

朝廷竟然罗织了一个子虚乌有的“伪学逆党”，一共59人，朱熹便是这个“伪学逆党”的首领。

庆元六年(1200年)，朱老夫子在孤独、凄凉的病榻上与世长辞。

对于他的死，朝廷提心吊胆，严加防范，唯恐他的门生朋友在开追悼会的时候，“妄谈时人短长，谬议时政得失”。

这场冤案，终于在9年之后得到昭雪。朝廷为朱熹恢复名誉，腾讯NBA直播追赠官衔，公开声明他的学说并非“伪学”，他的门生朋友并非“逆党”。后来，宋理宗发布诏书，追赠朱熹为太师、信国公，提倡学习他的《四书集注》。此后，朱熹学说作为官方学说，成为声势隆盛的显学，流传数百年而不衰。变化之剧烈令人难以置信！

正所谓此一时彼一时也，让人禁不住唏嘘叹息。

 5月13日，由世纪文景主办的“传家与守望”分享会在北京妃思客栈举行。国学大师梁漱溟先生的长子梁培宽、次子梁培恕与读者分享了对于父亲的回忆。梁培恕透露，他接下来将再出版两本有关父亲的书，分别是《架桥人和他的梦》和《人类需要认识自己》。梁培恕强调，梁漱溟是为了跟大众在一起转而研究儒学的，一生并未放弃佛学。

梁培宽：整理著作走近父亲

梁培宽是梁漱溟先生的长子，他的专业主攻方向是生物学，与父亲的研究并无太大关系。梁培宽称自己1986年退休以后，在整理父亲著作的二十多年时间里才逐渐走近父亲。他说：“我父亲的东西跟我学的生物学差别很大，但是我也硬着头皮去做了，这需要一个慢慢熟悉的过程，很多东西一直到今天我还不能说我懂了。比如他对佛学的研究有一定深入的程度，NBA直播我就不敢说我懂了。我曾经找他谈话，说你给我简单地、深入浅出地讲讲佛学究竟是怎么回事儿，他前后给我讲了两次，到现在我还整理不出一个印象来。”

在整理父亲著作的二十多年，还有一点令梁培宽印象深刻，那就是父亲著作出版的客观条件有了很大改观。他回忆，梁漱溟出版的第一本书是《人心与人生》，但经历了很多波折才出版，“1982年年底，我们得知有一家出版社可以自费出书，书稿出来后又出了问题。出版社开出两个条件：一个是不能在新华书店公开出售；第二个条件是只能印2000本。前前后后拖了一年多才出版。”梁培宽说，当时要找一个出版社不太容易，现在跟过去很不一样，“现在是出版社找我，常常是好几个出版社同时来找。”

梁培宽坦言，整理父亲的著作就是想把父亲的思想交回社会，提供给读者，“我父亲的一些著作或一些谈话，整体来说，当然不可能都是十分有价值的，但总会有一些值得保留的东西，总会有一些有意义的东西值得后人来研究、来思考。”

梁培恕：父亲没有放弃佛学

《中国最后一个大儒——记父亲梁漱溟》近期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这本传记是梁漱溟次子梁培恕历时20多年写成的。梁培恕表示，这个书名是出版社改的，他最初定的是《至大至刚——记父亲梁漱溟》，他觉得父亲不需要靠“大儒不大儒”的图一些名。梁培恕说：“大家对梁漱溟有个评价是表里如一、独立思考。这个独立思考也能概括他对待我们兄弟二人。他从来不对我们说他的思想是什么、主张是什么，而是让我们兴趣在什么地方就去做什么事。”

梁培恕透露，他接下来还要写两本有关父亲的书。一是《架桥人和他的梦》，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梁漱溟的思想，一个是梁漱溟的政治运动。“架桥人指的是他对中西方文化的研究，新浪NBA直播他的梦是指抗日战争期间他总是想要以联合救中国，最后他发现只有一个人在做个梦，别人都没做。”

另外一本书叫《人类需要认识自己》，梁培恕表示，这个书名源自父亲书中的一句话，也可以说是父亲在结束生命前留下的一种呼吁和警告。

梁培恕认为，父亲梁漱溟的佛学和儒学关系可能是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他说：“父亲先是认为唯有佛学的宇宙观、人生观才是正确的，后来他又认为儒学最适合群众去理解和运用。也就是说，他认为儒学适合于绝大多数人，而佛学只适合于少数人，那么他就是要和大多数人在一起。”

在梁培恕看来，梁漱溟一生并没有放弃对佛学的信仰，只是为了大众，而致力于儒家思想，“父亲八九十岁的时候其实还想到庙里去，只是已经不必了。他说他每当到庙里的时候，总觉得最舒服。他的感情、他的精神世界没有变，他只是为了众生而改变了他用力的地方。”

■简介

梁漱溟及其子

梁漱溟，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自称“问题中人”，毕生为求解中国问题和人生问题思索、实践。其思考凝聚为《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国文化要义》《人心与人生》等多部思想著作；为检验自己所思，他登过北大讲堂，从事乡建运动，发起成立民盟，与伟大领袖有过彻夜长谈，也有过当面争执。

梁漱溟长子梁培宽，退休20余年，一心只为整理父亲梁漱溟的文字，腾讯NBA直播编辑出版了厚厚8卷本的《梁漱溟全集》和几十种单行本。

次子梁培恕，自动笔撰写父亲的传记，直至最终出版，前后历时20年。20余年风云变幻，梁漱溟从不便公开谈论的名字，变成为阅读、研究的热点，而梁家兄弟不变的是对父亲精神遗产的传承、守护。

 由北京大学儒学研究院、北京大学出版社主办，由北京大学哲学系、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协办的《中国儒学史》(九卷本)出版座谈会，日前在北京大学举行。

据介绍，由北京大学牵头，并由汤一介担任首席专家的《儒藏》工程，是教育部历史上目前为止最大的文科项目，并得到新闻出版总署、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等领导部门的大力支持。《儒藏》工程除了编纂儒学文献本身需要作全面的文献学、历史学研究外，同时还注重对儒家文化作系统的哲学史、思想史研究。由汤一介、李中华主编，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儒学史》(九卷本)，是《儒藏》工程在研究方面所取得的具有代表性、标志性的重大成果，并得到国家社科基金的后期资助。

《中国儒学史》(九卷本)全书约450万字，上自先秦，下迄中国现代，以历史发展为基本线索，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儒学发生、发展及其演变的历史过程，并以此为背景，由儒学延伸至经学，分别阐述了儒学与经学的主要代表人物及其思想。该书是中国迄今出版的资料最翔实、内容最丰富、体系最完备的中国儒学通史，参与撰写的作者均为对各断代史研究具有权威的专家。该书基本理清了儒学在中国历史上发展变化的轨迹，突出了儒学对当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的重要意义，NBA直播并从多方面阐述了儒学对当代社会具有的特殊价值和普遍价值等重要问题。

汤一介：《中国儒学史》主要有4点突破

为什么要编一套九卷本《中国儒学史》？汤一介当天说，这是由于中华民族正处在伟大的民族复兴的过程之中。民族的复兴必然要有民族文化的复兴的支撑。在中国历史上儒、道、释一向三家并称，但它们的历史地位和社会影响却不相同，儒学一直是居于主流地位，影响着中华民族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儒学的复兴和中华民族的复兴是分不开的，这是由于历史原因形成的。

他介绍说，此次编撰的《中国儒学史》大体上说有以下4点有意义的突破：

1.《中国儒学史》只能在当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背景下来梳理儒学在中国的历史，以期有益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本书较好地处理了文化“传承”和文化“创新”的关系。

2.《中国儒学史》基本理清了儒学在历史上发展的轨迹，这是由于本书注意到如何处理好3个方面的关系问题：

一是由于中华民族是多元一体的国家，在历史上以汉族为中心的儒家文化一直与境内各民族文化进行着双向交流，从而在历史上一次又一次地促进了各民族间的大融合。

二是儒学自春秋战国以来与其他各派(如道家、墨家、名家、阴阳家、法家)在辩难中不断吸收其他各家思想文化，腾讯NBA直播丰富和发展了自身的思想文化，它体现着儒家以“道并行而不相悖”的价值观，这对儒学能成为中华文化的主流思潮至关重要。

第三，儒学与外来文化虽在思想观念上有重大差异，并在历史上有着相当激烈的论争，但由于儒学主张“和而不同”，因此在中国从来没有因宗教信仰、思想分歧的不同而发生过战争，而且最终在历史上形成中华文化儒、道、释“三教归一”的共存共荣的格局。

3.《中国儒学史》根据史料(包括出土文献)以科学的态度努力从儒学的内在思想中发掘其“特殊价值”和“普遍价值”。

4.《中国儒学史》是由多位学者撰写，虽是一部书，但仍应体现“百家争鸣”的精神。

与会的专家、学者充分肯定《中国儒学史》(九卷本)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他们指出，一部多卷本的《中国儒学史》对整体、宏观、历史、全面地认识和研究中国儒学和中国文化都具有重要意义。该书比较自觉地以哲学史的发展为侧重点，比较关注对儒学基本概念、范畴、命题的讨论和研究，具有较深厚的理论思考和丰富的思想内容，新浪NBA直播从而使这套书特点明显，而又不同于一般的哲学史，从中可以看到对以往仅仅从哲学史的角度研究儒学史的一些突破。该书在研究方法上，采用文献分析、理论分析和经典诠释三者相结合的方法，注意运用出土新材料，反映学术界的相关研究成果，积极回应学术界的不同观点。同时，研究范式亦有所创新，尤其重视儒学个案研究及历史贯通、儒学与经学的结合研究，从而做到既关注经学而又不受制于经学，弥补了以往思想史著作的不足。

 “儒学”与“儒家”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是对一个学派、一类学术、一种思想的描述；后者则是指对儒学所蕴含的学说、理论、价值及其所代表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予以认同和践履的一个人群。儒学是一门非常古老的学问，在中华大地上传承了几千年，虽历经坎坷，虽受到来自本土及异邦的各种思想文化的冲击与压迫，但它始终没有中断。但是，儒家的命运就不一样了，“五四”以后，所谓“新思想”的入侵，建国以后，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唯一合法存在的主流意识形态，儒家即在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尤其是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爆发的那一场大动乱以后，儒，已成为落后、反动、迷信的代名词，谁还敢以儒自居？直至改革开放，这种观念依然统治着人们的思想。不仅如此，它甚至还被指责为阻碍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思想障碍，是中国落后挨打的终极原因。

你能想象吗，当今中国竟然还有人以“当代儒家”自居，并理直气壮地提出要复辟儒家思想？你能想象吗，这一群“当代儒家”绝大多数都有海外留学或研究的经历，有些还是以西方哲学与思想为主要研究方向的中、青年才俊？是的，正是这样一群人，勇敢地对西方思想发起了挑战，他们对西方价值观，尤其是西方自诩的所谓“普世价值”提出了诘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最近的新书《何谓普世？谁之价值？》一书，即是这一群勇敢的斗士们，一次思想碰撞的实录——2011年11月，NBA直播复旦大学“儒学文化研究中心”举办了一场以“儒学与普世价值”为主题的学术研讨，参加会议的有来自复旦、清华、人大、同济、首都师大等高校的年轻学者们，会后，发言记录由曾亦、郭晓东整理编辑出版。全书十几万字，薄薄的一册，篇幅不算大，但却不啻是当代儒家横空出世的宣言。它宣示着消失了将近一个世纪的儒家的复辟与回归。它尖锐深刻大胆、振聋发聩，它鞭辟入里、以理服人，让人刮目相看。一群年轻人，而且是经过多年西方思想学术浸润的年轻人，返归传统，反戈一击，让那些全盘西化或对西方文化顶礼膜拜的人猝不及防。

这真是一个令人惊喜的现象，它表现出的是一种对本土文化、对中华文化传统理直气壮的文化自觉。这种自觉是建立在自信的基础之上，而这种自信又是基于对中西文明的吸纳、分析与批判之上，基于对当今世界文明冲突与社会变革的综合分析与研究之上的。这些年轻人由于受过很好的中西学术的训练，所以处处显示出学理的深邃与说理的辩证，广征博引，言之有据，而不是说大话、骂粗口，甚至蛮不讲理。

二

正像《何谓普世？谁之价值？》一书的书名所揭示的那样，这次研讨会上集中讨论的即是“普世”与“价值”的问题。当代儒家们选择了一个非常巧妙而击中肯綮的切入点，集中火力对西方强权政治支撑下的强权文化予以抨击，揭示了西方发达国家的传道士们所谓“普世价值”的虚伪性、两面性及意识形态性。

所谓“普世性”，最早其实是基督教的一个概念。后来西方又抽象出自由、民主等概念，认为它们具有普世性。在冷战时期，自由与民主成为西方社会攻击社会主义阵营的最有力武器。冷战以后，尤其是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自由、民主被明确地套上普世价值的光环而被高悬于整个人类社会的头顶之上，成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于是，西方强权俨然变成了人类道德的代言人和化身，顺之者昌而逆之者亡。由于社会主义阵营冷战失败的前车之鉴，更由于西方强权国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强势地位，世人对自由、民主的所谓普世性，要么认之为理所当然，要么心怀不满却不敢反对而噤若寒蝉。

正因为这种观念与认识上的错乱，导致了以道德代言人自居的西方强权国家可以随意发动战争，可以随意制裁不听话的个人、组织或国家，可以随意发动颜色革命，可以随意颠覆某个政权，甚至可以随便使用无人机摧毁生命，却很少有人认真地思考过，这种所谓的价值究竟是哪一家的价值，这种价值是否真具有普世性？更没有人想过，在民主、自由之外是否还有更具普世性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人生态度？《何谓普世？谁之价值？》正是对这些问题的回应。这群年轻人不迷信、不盲从，而是从学理的角度提出了大胆的疑问与批评。新浪NBA直播在复旦大学举行的这一场讨论中，他们明确指出，任何价值都不可能是绝对的、无条件的和抽象的。他们认为：“价值是有历史性的”，“自由主义者把自由、民主、平等、法制、人权这些东西看作普世价值，但是，这些普世价值之间却是有内在紧张的。譬如，自由与民生之间，关系怎样？我觉得两者对于不同历史需要来说，是有先后顺序的。”（陈明，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他们还指出，所谓普世，其实都是具有一定地域性的，比如，“当初民主和自由跑到中国来时，康有为和孙中山就对两者有不同的取舍，即中国需要的是民主而不是自由。换言之，在他们看来，自由与民主在西方未必是紧张的，但在中国却是紧张的……那么，为什么中国不需要自由呢？康、孙认为，中国自古就非常自由，并且对于当时之中国现实来说，自由不是太少，而是太多，无助于中国完成一个向现代国家的转变”。（曾亦，同济大学哲学系）

讨论会上，很多学者对西方强权所谓的普世价值的虚伪与双重标准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我反对以一种普遍主义的话语来谈普世价值……其实，我们不难看到，西方人是对外讲普遍，对内讲特殊。犹太人更是如此，说自己和上帝立约，因为犹太人是上帝的选民。这种排他性亦见于基督教，更见于当今的美国人。”（陈明）“其实，欧美各国宣扬这个超乎一切民族之上的‘普世价值’，目的很明确，就是要摧毁一切异质于西方文化的文化。可见，自由、民主、人权这套普遍话语背后，其实是与民族国家的诉求一致的。”（郝兆宽，复旦大学哲学系）

对于西方列强利用所谓的“普世价值”来实现国家利益的做法，当代儒家们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他们指出，所谓的“普世价值”已被意识形态化，成了西方社会强行推行自己的文化、价值观的工具。由于多年的经营，他们把自己置于道德的制高点上，斥一切异质文化为妖魔，弱小者只能接受而无法拒绝。这实在是一种真正的不民主、不平等的强权政治与强权文化。以美国为例，他们的无人机可以随便去别国的领土上杀人，但是一旦美国的无人机杀了美国人的内幕被揭露出来，立即受到议会与舆论的指责。杀外国人可以，这是自由；杀美国人不可以，这是人权——这就是美国人的普世价值。所以，“中国必须警惕自由派的任何异动，一不小心，就可能滑到利比亚、叙利亚那种任人宰割的局面，到那时‘中华民族的复兴’就只能是一句空话。”（丁耘，复旦大学哲学学院）与会的一位学者指出，“西方人的普世价值，就是一套意识形态，是西方人全球扩张的重要手段”。他引用亨廷顿的话指出：“普世主义是西方对抗非西方的意识形态，这种普世主义有三个问题：第一是错误，第二是不道德，第三是危险。在亨廷顿看来，普世价值是大国的幻想，哪种文明都认为自己的价值观是普世价值；西方的普世价值只是狭隘的光荣和梦想，推行普世价值会带来文明的巨大冲突和西方的最终失败。卡尔·施米特也说过，提倡普世价值的人不是弱智就是别有用心。”（吴新文，复旦大学哲学学院）

参与研讨的学者们在一个问题上有高度的共识，他们主张：“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一个有着悠久历史文明的大国，不能没有自己的普世价值。”（曾亦）“站在儒学立场上，我们应当首先考虑人之为人的普世价值。”（唐文明，清华大学哲学系）“普世价值是人类与动物根本区别开来的那种东西。因此，这种东西对于东西方来说，应该是共通的、普遍的。”（郝兆宽）所以，他们认为“儒家讲的礼义廉耻才更有普世价值的意义。”（郝兆宽）他们质问：“到底是人权还是人伦，才真正体现出‘人之为人’的普遍价值？”（唐文明）他们认为，普世价值应该包含了底线价值的内涵（即“底线伦理”）和“理想普世价值”。“儒家不仅提供了底线的普世价值，比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样的道德金律，同样也提供了大同社会这样的理想模型。”（干春松，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

理直气壮地把儒家的价值观拿出来与西方的价值观等量齐观，并毫不讳言儒家价值观的优质性与历史合理性，好像，这是第一次。仅就此而言，它已经宣示了中国文化的觉醒与自信。

近现代以来，关于儒学传统的优劣存废问题，一直是一个被不断讨论、争论的问题。历史的事实是，在鸦片战争以前，儒学在西方赢得的是一片赞美之声与仰慕之情。这由西方传教士们和一些思想家的著作可以证明。而西方文官制度的产生直接受惠于中国科举制度，更是一个尽人皆知的故事。但鸦片战争后，中国的一再战败改变了历史，儒学在不知不觉中变成了造成中国落后的替罪羊。研讨会上有人说了一句很令人感慨的话：“有人认为，中国百年来的积弱积贫，根本原因就在于自己传统文化。可叹啊！这些人把自己的无能归罪于老祖宗，再也没有比这更不肖的子孙了。”（郝兆宽）

这固然是一个可悲的事实。但是，“五四”以来的儒家遗老们，直到以后的港台“新儒家”们，却一直在抗争，一直在为自己的传统辩护。但同样可悲的事实是，他们始终无法走出“弱者”与“理亏”的梦魇。读了《何谓普世？谁之价值？》我突然悟出了一个道理：其实这是一场不对称的讨论，争辩双方互以西方的普世价值为圭臬，所以代表西方的一方当然可以趾高气昂居高临下，而代表“不普世”的另一方即便手握真理也有理讲不清。这就是秀才遇到了兵。我以为，在中西文化讨论的问题上，在儒家价值观的是否具有普世性的问题上，一定要跳出一个被预设了的窠臼——西方的价值观，西方的普世价值。如果你预设的前提是西方的价值观是普世的，那么，你只能跟着他走，纵有孙悟空的本领，也跳不出如来的手掌。可喜的是当代儒家们已经参透了其中的玄机，并跳出了西方列强们设下的陷进。他们提出了文化的自主性，他们绝不随别人的音乐起舞，于是他们有了“自说自话”的底气和自信。

我很注意这次讨论中学者们对港台“新儒家”的批评：“港台新儒家论证儒家也有普世性的东西，不过，他们对普世价值这个概念没有反思，纯粹是简单地接受了自由主义那套普世价值。新儒家没有到西方世界内部考察这些东西是怎么来的，是不是西方思想的正脉？是不是西方思想的别子为宗？更没有想到有必要从中国文化出发来审视这些东西是好还是坏？是真是假？他们仅限于论证儒家也有这些东西，即便一时没有，也可以‘开出来’。我认为这个做法很糟糕，没思想，没出息!。”（柯小刚，同济大学哲学系）其实，这种先接受西方的“价值”，然后再来为自己的传统辩护、辩解的做法并不始于港台新儒家，“五四”以后的儒家们也是这么做的。当然，摆在“五四”儒者们面前的是丧权辱国、家破国亡的惨痛事实，是西方文明把东方文明击得粉碎的现实。他们没有辩说的底气，只能退而求其次，说人家有的我家也有，没有的可以开出来。显然，这样的辩解是没有说服力的。所以从“五四”到港台新儒家，他们始终处于被动、“理亏”的尴尬境地。“新儒家表面上听起来很强硬，好像自由、民主、科学那些东西，都可以从自己这里开出来。但是，这种说法却证实了自己骨子里的虚弱。因为按照这套逻辑，我们事先认可了西方的那套价值，然后再从儒家中引出这些东西来。这样的话，新儒学就缺乏对整个西方的自由、民主应有的反省与批判。”（白彤东，复旦大学哲学学院）

现在，我们终于等到了儒家自我觉醒的一天，一群年轻的当代儒家挣脱了捆绑在中国文化传统身上的锁链，发出了文化主体与文化自觉的呐喊。他们说：“中国自有主体性，必须超越左右，才能回归传统。”（郝兆宽）“儒家首先要立足于民族复兴、民族责任和天下情怀，应该以此为前提来思考我们这个时代的普世价值。”（陈明）“现在当务之急不再是吸取外来文明的问题，而是要先把自己的文明从根柢上树立起来，这样才可能对中西文化有真正的融合。”（曾亦）他们认为，如果不破除对外来思想的迷信，就无法确立自身文化的主体性。“应该像日本一样，主动地吸纳自己的民族传统，而不是排斥自己的传统。”（曾亦）“我们讲价值的时候，一定要讲价值的主体性，一定要问问这到底是谁的普世价值。”（郭晓东，复旦大学哲学学院）

当然，对这批年轻的当代儒家来说，他们的道路还很漫长。在讨论中，有学者认为，以前的种种儒家形态“都不自觉地以西方思想为理论背景，都是在这个背景下回答普世性与本土性的问题。儒家应该主动地设置问题。而不是被动地回答西方人的问题，这是根本重要的”。“儒家首先要有一套自己的话语体系，自己设置我们自己的议题，并让它成为世界性的话题。这些话题既是面对现代社会的，又是从儒家自身传统出发的一套独立自主的论述。”（柯小刚）是的，我们首先得有一套自己的话语体系，是“中国式”的。其实，我们的先人早已为我们设计了一整套中国式的哲学的、伦理学的、政治学的、法学的……话语系统。这套系统经过宋明理学的整合、再创造，腾讯NBA直播已经很严密而系统，它也许无法（其实也无需）和西方的话语系统相对接，但它足以用来讨论中国乃至世界的各种理论、学术、社会问题。只是近百年来我们自己把它弃之深阁了而已。以前，我们一直对西方亦步亦趋，甚至鹦鹉学舌，但讲来讲去还是“洋泾浜”，不伦不类，你学得再像，也不会被西方所接受。现在，我们是不是可以让洋人们也来学学中国话和中国式的学术话语了呢？让中国式话语与议题“成为世界性的公共话题”，此其时也！

笔者长期从事传统文化（主要是儒学）的研究、传承与弘扬，但是长久以来伴随着我的却是无可奈何的焦虑。不曾想到的是，当下中国还有这样一群年轻人，他们出入西马，返归传统，有勇气、有胆识、有学问、有担当。读了他们的书，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尽管西化、奴化已经积重难返了，但中国毕竟还有这样一群如此头脑清醒的年轻人。那么，中国文化的复兴应该是可以预期的了。

 龚选舞，1923年生，1946年进入南京《中央日报》担任记者和驻台北特派员。龚选舞亲历了很多历史关键时刻，如胡宗南进攻延安，他是首批亲历的记者。《一九四九国府垮台前夕》（龚选舞著，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出版）记叙了龚选舞眼中，民国政府如何在两年之内急速由盛转衰，被经济拖垮、被共产党打垮、也被学潮闹垮的过程。

大约是1979年的一个夏日，在纽约一家侨报里，当我编完了一天的报，正准备出门散步舒展筋骨之际，一位澳洲青年学人突然来访。由于彼此素昧平生，初时我不免有点惊诧，许是他看出我表情有异，NBA直播巧笑着打开了他一口的京片子：“龚先生，我不远千里而来，主要目的便是和您谈谈周作人先生。据我所知，当年在南京采访过周先生受审经过的只有您和中央社的沈宗琳先生。不久前，我曾在台北见到沈先生，他说您对这段经过知道得更为清楚，因此，我才赶到美国来拜访您老……”

“为什么你对周先生的事如此专注呢？”我打断了他的话头，问了一句。

“因为我正在研究中国文学，所选的博士论文题目也正好是周作人的散文研究。不幸周先生已经故世一十二年，因此，许多有关他老人家的事迹，我只好分别就教于他一生各阶段中认识他的各位了。”他诚挚地说。

文人雅士何以成汉奸

听到这位年轻人的解释，一时，我不禁跌进了往日回忆。记得那该是1946年夏末或是秋初，当时我从牯岭夏都采访归来，报社鉴于我在大学专攻法律，特别指派我负责审理汉奸的新闻采访。当时京沪各报采访组人少事多，未把审奸新闻列为优先采访对象，所以除了周佛海、梅思平、丁默邨等巨奸大恶的审判及处决特别引人注意之外，其余如王荫泰、江亢虎、周作人，甚至有“老牌汉奸”之称的殷汝耕的审理，都草草率率近乎虚应故事。犹忆在后一类的审理中，一切过程总是那样平平板板，死气沉沉。通常，负责控诉的检察官在有气无力地宣示千篇一律的起诉要旨之后，即行离席他去，而在审判长照例讯问被告姓名年籍及犯案情节之际，两位陪审推事也多在公案中翻阅其他案件，只有可怜的书记官坐在一旁，奋笔疾书地记录下全部案情。

在这些不太引人注意的审判中，旁听记者席上，也多半只有沈宗琳兄、《朝报》的缪隽和我三人。不久，身任中央社编辑部副主任稳握编辑部大权的宗琳兄晚间事忙，白天无法自始至终听审，而缪兄也改而任职法庭，因此记者席上有时便只剩下我孤家一人，这大约就是宗琳老哥认为我对周案“知道得更为清楚”之故吧。

人的脑筋就是这样灵敏，想了这许多，其实不过刹那光景。这天，很快地回过头来，我便问那位远道来访的博士候选人究竟想知道一些什么东西？

“首先，我想请教你，周先生是否非常优雅、飘逸？”他急切地问。

这真是个绝好问题，一个人在读了周作人这位散文大家的《永日集》、《秉灯谈》、《苦茶随笔》、《雨天的书》和《苦竹杂记》之余，对这位苦茶斋主抒发性灵、表现闲适的笔锋，必有所感，从而也都认为他是淡泊的隐士。

这位因我失去他的名片，再也记不起名姓的澳洲人，自然也是这种想法。可是，我们的周二先生是否真的飘逸、恬淡，却似乎有着问题。

我在南京首都法院看见的那位穿着夏布长衫、新浪NBA直播通身洁白不染的周作人，在剃掉日式胡子、戴上副没边眼镜，确实有几分书卷气，但是和他的老哥鲁迅 一样，那黑黑的两道浓眉以及一副横肉面庞上突起的巨鼻，怎样说也就少却那眉清目秀、体态清瘦的江南特有的书生味！当然，在庭上他轻言细语、举止有度，的确强过了周佛海的轻狂、丁默邨的畏缩，但是真要说他是淡雅飘逸，却只有在他的早期散文或新诗集子之内去找了。

不过，无论怎样说，周都算得上是“五四”以来的一位著名文艺理论家和散文大家，可是那位澳洲人却追问了一句：这样的文人雅士，怎会落水去做人所不齿的汉奸？

苦茶斋主自伤身世

对此一问，当日我实在提不出一个让他满意的答复，我只约略回答说：第一，周早年留学日本，而且娶了一个日本太太，对日本人和日本风物，不免有着爱好。第二，七七抗战开始，周说他以家累未及自北平南迁，在奉命留守北大校园后，又因备受日方逼迫，且被日方派人打了一枪，乃不免逐步堕落，自伪北大图书馆馆长，终于出任了伪华北政务委员会的教育总署督办。记得周在被审之际，在庭上自辩，说是原以为卢沟桥事变不过是中日在华北的又一次地方冲突事件，不久即可解决，因此才留在北平没走。

接下去，我们又谈到周作人在北平被捕、南京受审，以及在老虎桥监狱作囚的一些细节。

周在1939年元旦被日人遣凶刺杀，子弹被纽扣所挡，伤而未死。不久，先被伪华北临时政府教育部总长汤尔和任为伪北大图书馆馆长，旋改任伪北大文学院院长。1940年汪精卫伪国民政府在南京登场开锣，伪华北临时政府改组缩小为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汤续任该会教育总署督办。同年十一月，汤病死，周即继任督办伪职，后因群奸争权夺利，周连战无力，渐落下风。日方也对其多有不满，于是督办与文学院长兼职一并都被免去，改任个伪“华北政委会咨询会议委员”虚职，虽然只领些车马费，但仍能过着昔日担任实职时的阔绰生活。

及抗战胜利，周先以汉奸罪在北平被捕，次年，与王荫泰、汪时璟等一起被押南下，同被羁押在南京老虎桥“良”字号监房（当时监禁群奸监房，分别命名为“温”、“良”、“恭”、“俭”、“让”，但一般人则戏称之为“忠”字监所），枪决人犯刑场，亦设在狱内东边靠墙草地，执行人犯时，被囚诸人都可清晰听到枪声。

周受审较迟，伪宣传部长林柏生1946年10月在监内刑场处死时，周亲闻枪声，一面寄予同情，一面自伤身世。曾赋题为《感逝诗》七绝一首哀之。诗云：

当世不闻原庾信，今朝又报杀陈琳。后园恸哭悲凉甚，领取偷儿一片心。

诗后附以跋云：“林石泉（柏生笔名）同室有外役余九信，闻石泉死耗，在园中大哭。余年十九岁，以窃盗判徒刑三月。十月十四日作。”

从这首诗的含义，人们很清楚可以看出周作人对失足落水一事，不仅毫无悔意，对国家肃奸正当处置也多有怨怼。

周赋此诗前，国府方以汉奸罪先后判处伪中央组织部长梅思平及伪中央宣传部长林柏生死刑，并次第在老虎桥监狱刑场执行。周粗据史籍，妄以颇具文才之梅、林与文学大家之庾、陈相比，究其意似以为庾、陈虽“变节”改事北朝及曹操，但新主仍爱其文才，不惟不加杀戮，且多加宠用，而梅、林则未能有此幸运。实则庾子山原以奉使被留，殊非变节投敌，观其所作《哀江南赋》，一心仍以南朝故国为念。至于陈孔璋虽历事何进、袁绍、曹操，但何、袁、曹等俱属东汉大臣，而孔璋先后仍充汉官，亦不能视为叛国也。腾讯NBA直播乃作人不明此中分际，徒以己身与梅、林俱属一丘之貉故，竟胡乱引经据典，代其呼冤脱罪。究其意，当亦在求为其本人开脱耳！

那天，我曾以此意面告那位澳洲青年学人，可是他总是听不进去。我不知道他到底是弄不懂此中复杂史实及中国道理，还是因崇拜周作人而有其先入之见。总之在这点上，我们谈得并不投机。

周作人地位最高、权力最大的伪职是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督办，说得上一个拿印把子的高级负责伪官。所幸他在抗战胜利之前，早已被人挤下了台，在被逮之日，只不过担任一个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咨询会议的委员闲职，因此法官在审讯之后，网开一面，只判了他十四年徒刑，没有让他追随他的同道梅、林于地下，说来，亦云幸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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